摘要：中国在利用互联网方面相继走过“+互联网”和互联网化阶段, 现正在向“互联网+”迈进, 政府也因应形势和需求由推动政府上网、推行电子政务进展到了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时期。纵观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各个时期对互联网的认知及为之采取的行动, 是渐次展开工具层次应用到模式层面探索, 并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正在朝向生态构体建设努力。为了实现“互联网+”宏伟蓝图, “互联网+政府”亟须为“互联网+各行各业”做好示范和政策引领, 为此, 需要政府正确地理解“互联网+”的内涵, 理性地看待其本质特色, 并选择多维路径切入“互联网+政府”构建, 励精图治, 达成使命。
从2012年11月技术专家首次提出“互联网+”理念, 到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 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再到同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互联网+”由一个新的理念上升至国家战略历时不到三年, 期间国家政策密集出台, 各地规划迅速跟进, 凸显出各级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程度以及“互联网+”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引擎和新形态的重要性。2016年4月之后适时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更是针对“互联网+各行各业”需求做出了具体部署, 将崭新的政务服务模式推至前台, 展现出中央政府推进“互联网+”的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从“+互联网”、互联网化到“互联网+”, 表明中国对利用互联网的认知度和行动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互联网+各行各业”亟待“互联网+政府”做好示范和政策引领。为此, 需要政府正确地理解、理性地看待和科学地对待“互联网+”, 这既是“互联网+各行各业”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互联网+政府”有序实施的必要条件, 关涉到国家“互联网+”宏伟蓝图的顺利实现。
一、如何正确理解“互联网+”
考察从“+互联网”到“互联网+”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 已有相当规模的商务和政务活动实现了电子化和网络化, 形成了互有所需、互为倚重之势, 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般境界。同时, 两者互为外部观察者, 总是可以透过审慎观察与相互比较, 找到对彼此有价值的部分, 对理解“互联网+”很有助益。
(一) 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企业和政府知与行的变化
互联网概念于1969年由美国军方首次提出。从技术本身来讲, 它泛指“由广域网、局域网及单机按照一定的通信协议组成的跨时空国际计算机网络”。从实际应用而言, 它“主要指以互联网为工具和手段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各种服务及应用”。无论是作为技术设施还是承载应用服务, 互联网最初大多以工具和手段、软件和硬件设施的形式出现 (相对于“互联网+”谓之“+互联网”) 。随着技术专家持续地将更多的甚至超大规模的计算、设备和空间部署在互联网上, 互联网上的两个主角———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令互联网的价值凸显, 愈来愈成为不可忽视之存在。鉴于这一阶段的政府或企业“对于互联网的应用大体上是在既有的运作逻辑的基础之上, 把互联网作为延伸传媒影响力、价值和功能的一种延伸型的工具”, 即仅仅把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和手段, 目的是发布信息、传播观点、宣传价值、推介优势以及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因此, 该阶段的创新仅限于技术层面的创新, 从事相关活动的人们的思维观念、业务模式等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互联网”并未引起除业内人士和相关研究者之外其他人的过多关注。
互联网化主要指企业或政府以互联网思维为指导, 借助信息化手段和网络化设施, 对自身业务模式进行革新, 从而将自己塑造为互联网企业或互联网政府的过程。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在该阶段成为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桎梏进而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商业生态系统进行改造的成功者。互联网化的根本性变化在于模式创新, 只是企业的商业模式仍未突破以“卖”为主的思维, 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模式仍未超越以政务公开、政民互动为主的目标, 即:企业的业务应用仍局限于消费领域, 发展目� | |
